文化社會

加爾文主義與政治 / 亞伯拉罕.凱帕爾 (轉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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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貼《加爾文主義系列講座》「第三講:加爾文主義與政治」(「上帝對國家掌有全權」那部分)

原文:http://www.crca.com.cn/show.aspx?id=63&cid=14

我的第三講從宗教信仰轉到國家政權,從神聖的範疇進入世俗生活。從現在起,我會從總體上、原則上來與那種不符合歷史事實的論調來論戰,此論調說加爾文主義只是一種救贖上的、教義上的運動。

加爾文主義在宗教信仰上的動量也為社會與政治定下了根本性的概念。它不僅僅是修剪枝子、清理枝幹,它也觸及了我們人類生活之根。

任何一個人只要理解這樣一個事實:從來沒有任何一個政治體制不是建立在一個特殊的宗教概念或一個特殊的反宗教概念之上,就不難理解上面的這句話。歷史上發生在荷蘭、英國和美國政治上的改變就是加爾文主義給這三片土地所帶來的政治上的自由。

每一位稱職的歷史學家都無一例外地證實班克羅夫特[注:二十世紀初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出版家]在《美國歷史》一書中的話:
“對加爾文主義的狂熱就是對自由的狂熱;在為自由而戰的道德戰場上,加爾文的信仰告白就是他的武器,就是他最忠誠的同盟軍。”

另一位美國歷史學家普林斯特這樣說:
“我們國家在憲法上所確立的自由來自於、也紮根於加爾文主義。”

加爾文主義給法律開闢了新的道路,首先在西歐,然後是歐洲大陸與北美大陸,今天正影響越來越多的國家,假如說這個事實還沒有被公眾完全承認的話,至少已經為所有從事科學的人所承認。但我認為僅僅有這幾句聲明是不夠的。

為了了解加爾文主義對我們的政治發展所帶來的影響,我們必須來看加爾文主義是如何為根本性的政治理念之形成打開大門的,這些政治理念又是如何從加爾文主義的原則之根上發芽成長的。

這一主導原則不是救贖概念上的因信稱義,而是在最廣的範疇里三位一體上帝對整個宇宙的全權掌管,包括每一層面、所有一切的範疇與國度,包括可見的、不可見的。這一全權管理可以歸納成涉及人類生活的以下三個方面:
1.上帝對國家掌有全權
2.上帝對社會掌有全權
3.上帝對教會掌有全權

下面,請允許我來從這三個方面來論證加爾文主義是如何理解上帝全權的。

首先,我們來看上帝在政治範疇內的全權。所謂政治範疇也就是國家。我們承認,國家的概念來自人具有社會性這個特徵。對此亞里斯多德早有論述,他把人稱為是有政治傾向的群體動物。上帝或許造了互不相關的個體的人,他們之間也沒有血緣上的聯繫,就好像亞當是獨立地被造,接下來的每一個人都是獨立地被造,但事實並非如此。

人是從人被造而來,一個人因著他的出身有機地與全人類聯繫在一起。合在一起,我們形成了人類,不僅與今天活在世上的人們,也與從前所有的人和將來數以萬記、數以億記的人聯繫在一起。所有的人類來自一個血脈。但是,那將地球分割為各大陸,將大陸分割為各個國家的國家概念卻與上述人類相聯這個概念無法調和。唯有當整個人類形成一個帝國,國家這個概念才可能使我們人類有機的統一,在政治上得以實現。毫無疑問,若不是罪的介入,這統一早已實現;假如不是罪這個分離之力將人類分裂,沒有任何東西會沾污、會破壞我們人類的有機統一性。亞歷山大、奧古斯塔和拿破崙[注:三者都曾試圖統一全球]的錯誤不是因為他們被世界帝國的魅力所迷惑,而是他們不顧罪的力量早已使人類的統一破壞貽盡這個事實,在那裡企圖實現統一的理想。

同樣,眼下國際上的社會民主力量在試圖實現的,也是這個吸引人的統一理想。我們知道,他們的努力是想要在這個充滿罪的現今世界上就實現這個崇高與聖潔的理想。不,就算把那些無政府主義者們自以為可以在拆除人與人之間現有的一切關係、打倒一切人的權威之後,從自然本身可以長出一根新的有機紐帶而實現合一的企圖和前述的努力加在一起,也不過是對一個失去了的樂園回眸而已。

假如沒有罪的存在,政府與國家就沒有存在的必要,整個政治生活最多也就包在家庭生活的各種關係之中。在一個沒有罪的世界上,監獄、警察不會存在;陸軍、海軍也無從談起;制度、規則和法律會銷聲匿跡,政府的權威與控制也就不復存在;生活就會自然地、不受阻礙地、正常地發展。沒有破裂,何需捆綁?四肢建全又何必拐杖?因此,國家的建立,政府的權力,保障人民生活安全的一切秩序都是不自然的,都是我們的本性深處所要反抗的。正是這一原因造成了掌權者們可怕的濫權和百姓的不斷反叛。這就是歷世歷代以來權威與自由之戰的根源。在這場戰爭中,人心底里對自由的渴望乃是上帝預旨所定,為的是要阻止權力墮落成專制獨裁。因此,真正的國家概念和政府權威,人民保衛他們自由的權力與責任這兩個方面都依賴於加爾文主義放在我們面前的基本真理——上帝設立了世上的一切政權,原因是由於罪。

在這一思想裡,隱藏著國家政權光明的一面和陰暗的一面。陰暗的一面是:各國政府本來不應該存在,本來應該只有一個國家。現在的各國政府由罪人掌權,所以就可能導致種種獨裁野心。光明的一面是:假如沒有國家,沒有法律,沒有政府的統一,對於一個滿了罪的人類來說無異是地獄,或者說至少是在重蹈那被上帝用大洪水淹滅的全然敗壞一代的複轍。

加爾文主義出於對罪的深刻認識,告訴了我們國家、政府的本來面目,教導了我們兩件事:首先,我們應當心存感恩地從上帝手裡接受國家與政權,這是今天不可或缺的。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十分警惕,因為政府的權力裡潛伏著對我們個人自由的危脅。

此外,加爾文主義還教導我們,在政治上,人的因素即人民,不能作為首要的因素,否則,我們不只過是在人民需要的時候把上帝拉來幫忙。正相反,每一個國家都必須尊上帝的偉大之名為聖,萬國加在一起在他面前不過是水桶中的一滴,不過是天平上的小小塵埃。上帝把萬國召到他的審判座前,他們都是為他而存在,都是屬於他的,萬國萬民都是為他的榮耀而存在,按照他的定旨而存在,好叫他們在遵行他的旨意時,他的智慧可以引導、照耀他們。

因此,當人性在罪中墮落,各處的人們各自為王,當罪在這些國家裡盛行,將人搞得四分五裂,當罪顯出各種的羞恥與不義的時候,上帝的榮耀就要求這些恐怖之事受到阻止,混亂得到控制,秩序得以恢復,就會有一股強制性的力量出現,使得人類社會成為可能。

這一權力是屬於上帝的,也唯獨屬於上帝。

沒有一個人有權統治別人,不然的話,就必定是弱肉強食。正如老虎在叢林中統治無防守能力的羚羊,尼羅河畔的法老就曾統治著埃及人的祖先。

也沒有一群人可以依照合約以他們自己的權力來迫使你順服他人。我們祖先在他們的時代與別人籤的“社會合約”憑什麼對我具有約束力?作為人,我在最強大的人面前勇敢地、自由地站立。我說的不是家庭裡的事,因為家裡的關係是有機的,自然的。但是在政治上,我不向任何人彎腰,因為我們都是人。

治理人的權力不可能來自人,歷史告訴我們,雖然多數壓迫少數,但少數往往是正確的。

加爾文主義的政治觀念認為,第一,政府的存在就是因著罪的原因。第二,世界上的一切政府的權力單單來自上帝的主權。當上帝對我說:“你要順服”,我就恭敬地低下我的頭,但作為人我一絲一毫都不會以我個人的尊嚴與人討價還價。因為,當你向和你一樣靠鼻孔呼吸的人低下你的頭時,你的降卑就如同你向天地之主的權威順服而被舉高一樣。

正如聖經所說:“列國的王靠我掌權”,使徒也宣告:“世上的權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政府是上帝普通恩典的工具,目的是賞善罰惡。不但如此,政府是上帝設立作他僕役的,為的是叫政府或許可以保護上帝榮耀的創造之工,使人類免於全然毀滅。罪攻擊上帝的創造之工、上帝的計劃、上帝的公義、上帝的榮耀,因為上帝是萬有的設計師與建造者,因此,上帝設立了政府的權力。上帝將人的生殺大權交給了政府,通過這些器皿的作用來抗衡罪、來維護公義。所以,無論是帝國還是共和國,不管是中央政權還是地方政府,都是在上帝的恩典之下掌權、運作。同理,司法就因此具有一種神聖的特性,出於同樣的動機,每一個公民都必須順服政府,不僅是出於懼怕,也是出於良心。

加爾文更進一步指出,一個政府的權威與這個政府是如何建立起來的,以及它的組織形式無關。就他個人而言,加爾文傾向於共和製度是眾所周知的,他並不認為君主制度是神聖的、理想的政府形式,除非是在一個無罪的國家裡。假如罪沒有進入世界,上帝就一直會是人類唯一的君王。在將來的榮耀裡就是這樣,上帝必貫乎萬人之中又超出萬人之上。上帝所直接掌管的政府是絕對的君主制,這是所有一神論的人都承認的。加爾文認為,因著罪的原故,一個相互監督、集體管理的民主共和製度比較好。

在加爾文的思想裡,共和製與君主制之間就權威而言,沒有根本的差別,只有程度上的不同。他視君主制度、貴族制和民主制都是可行的政府形式,條件是:人人都必須無條件地承認,沒有任何人可以宣告有權力統治其他人,除非他的權力是因著上帝的恩典而加給他的。因此,我們對權威的順服不是因為人而是出於上帝。

根據加爾文的觀點,那些出於上帝的權威而被授於權力的人,他們的責任與義務不能一概而論,可以因地因時而異。但他也毫不猶豫地聲明,只要情況允許,最理想的是由人民自己選舉他們的政府,在這種有條件進行民主選舉的地方,人民應該存感恩之心承認這是上帝的特別恩待,正如我們國家憲法的序論裡所聲明的:“我們感謝至高上帝賦予我們民主選舉政府的權力。”

在他的《撒母耳記註釋》裡,加爾文告誡所有能夠選擇自己政府的人們說:“是啊,你們這些具有神賦權力選舉自己政府的人們,當三思而行,不要辜負神的恩典,不要把惡人、把與神為敵之人選在高位上。”

我想加一句的是,今天多數人的選擇就成了正確的,原則已經不復存在了。每一個新的國家建立,不是來自武力征服,就是出於大眾選擇;每一個政權的倒台也不例外,或出於繼承決定或毀於暴力革命,都是人民通過他們的代表來重建權力。但加爾文宣告說,上帝具有全權,他可以通過他的護理之工將此恩典從一國的人民手裡收回,若一國的人民不配得此恩惠,或者因著他們的罪完全放棄了此祝福,上帝也可以根本就不賦予他們。

一個國家在歷史中的發展過程就說明了她所獲得權力的過程,這種權力可以由繼承而來,君主制的國家就是如此。這種權力也可以通過浴血奮戰而來,甚至也可以像比拉多對耶穌所行使的權力那樣,是“從上頭賜給他的”[注:約輸福音19:11]。這權力也可以像古代日耳曼帝國那樣,是通過那些選舉神聖羅馬帝國的諸候而來。或者象昔日的荷蘭共和國那樣,權力來自各省。換言之,在各國的發展過程中,權力的形式應有盡有、不一而一。

今天你們美國的政府就不可能在中國存在。俄國至今為止還不配享有民主立憲制的政府,而非洲的許多國家連俄國式的沙皇政權都不能想像,這一切都是上帝以他的隱密旨意與護理之工所決定。但所有這一切政權都不是神權政治。神權政治唯有在以色列出現過,因為上帝在以色列直接介入過。上帝通過大祭司和先知,通過他的拯救奇蹟,他的管教與審判,親手掌管以色列的立法與政權來管理以色列人。

加爾文主義對上帝主權的承認適用於全世界的所有國家,是一切人統治人權威之源頭,這也包括家庭裡父母對孩子的權威。

作為政治信念,我們可以來歸納為以下三點:
1、在所有國家的命運上唯獨上帝具有全權,從來沒有任何一個被造之物具有這種權力,因為萬國都是被他的無尚權能所造,由他的定旨所掌管。
2、在政治的範疇內,罪已經破壞了上帝的直接統治,因此人被賦予行使政府的權力,來作為一種補救。
3、無論政府的權威是以何種形式出現,除非上帝賦予的權力,沒有一個人有統治他人的權力。

與加爾文主義的信念直接對抗的理論有兩種。前者是法國人1789年在巴黎所宣告的大眾主權;後者是德國歷史泛神主義所發展出來國家主權。從根本上說,這兩種理論沒有什麼差別,但是為了清楚明了起見,我們來區別對待。

法國大革命所造就的是什麼樣的精神?是對政府濫權的憤怒嗎?是獨裁專制的恐怖嗎?是對人民權利與自由的捍衛嗎?當然都有一點,連加爾文主義者都心存感恩地承認,巴黎所發生的事的確含有上帝的審判。

但是,法國革命的驅動力不是對濫權的仇恨。伯克(注:十八世紀英國著名政治家)將1688年的“光榮革命”(注:即英國君主制轉變成民主制的不流血的革命,歷史上稱為“光榮革命”,這是一場從下到上,因著宗教改革給英國帶來人心改變所造成的政治變革。)與1789年的法國革命原則作了比較,說:
“英國革命與法國革命無論在細節上還是在總體精神上都截然相反。”

同樣是這位如此反對法國革命的伯克,則說你們美國對英國的反叛是:
“出於一種具有活力的原則。顯示了美國人民的自由精神,美國革命反對的是思想、觀點上一切要人屈服的東西。”

在加爾文主義世界裡發生的三場偉大革命[注:荷蘭、英國和美國]不僅沒有損害上帝的榮耀,不,它們正是出於對上帝無尚權威的承認。每一個人都承認,在“沉默的威廉”領導下,我國(荷蘭)反抗西班牙的革命就是如此,也從來沒有人懷疑過英國的光榮革命推翻了斯圖亞特王朝,迎來了奧林治三世。漢考克(注:美國《獨立宣言》的第一個簽署者)在《獨立宣言》中一再地說明,美國人民“所依靠的,所遵從的是自然規律和上帝的法律”,他們以實際行動來體現“每一個人都具有他們的創造主所賦予的,不可剝奪的權力”,他們“向宇宙最高法官申訴他們正直的動機”,他們以“對上帝護理之工的全然依靠”來宣告《獨立宣言》;在《十三州邦聯憲法》的序言裡代表美國最早的那些州宣告說:
“我們心存感恩地稱謝全能上帝長期以來賜予我們生活上、政治上和宗教上的自由,使我們仰望他來祝福我們的一切努力。”

這裡,你們的父輩尊上帝為“全能的掌權者”,是“宇宙的立法者”,他們特別承認唯有從上帝那里人民才領受到“選擇他們自己政府形式的權力”。富蘭克林[注“獨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在起草《獨立宣言》的“大陸會議”中當大家遇到極大的焦慮不安時,建議全體與會者一起向上帝禱告,求上帝賜下智慧。

假如有誰還是以為美國革命與法國革命有相似之處的話,那麼1793年那場發生在杰斐遜與漢密爾頓(注:前者為美國第三任總統、獨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後者是美國獨立戰爭時華盛頓的秘書,邦聯黨領袖)之間的激烈論戰就應該除去他的錯誤觀點。正如德國歷史學家霍爾茲所宣告的:只有瘋了的人才會說美國革命的動力是從盧梭那裡借來的[注:盧梭是法國人本主義思想家、文學家,對法國革命產生很大影響]或者就像漢密爾頓自己所說:
“假如我們要拿法國革命與美國革命來作比較的話,那麼就像拿法國小說中不貞的妻子與新英格蘭清教徒的妻子相比,兩者之間毫無相似之處。”

法國革命與上述荷蘭、英國、美國的革命有著原則上的差別,後者都是用禱告、以信靠上帝的幫助進行的。法國革命無視上帝、反對上帝。他們否認政治上有任何比自然也就是比人自己更為深刻的基礎。法國革命的《人權宣言書》第一章裡就宣告了對上帝的絕對不信,他們把人的自由意志置於了全能上帝的寶座上。他們聲稱人的意志決定一切,所有的權威,一切的權力都出於人。於是,由個人到眾人,從眾人到人民,就成了一切權力的最深源泉。在你們的美國憲法裡,最高權威來自上帝,是他將權力賦予人民。而在法國革命裡,一切權力都來自人民自己,任何權威都不超過人的意志,這正是無神論的根本觀點。在加爾文主義的範疇內,正像在你們的《獨立宣言》裡一樣,膝蓋謙卑地向神屈下,頭臚驕傲地向人抬起。

在權力來自人民的法國革命裡,一方面拳頭握緊藐視上帝,另一方面在與自己一樣的人面前奴顏婢膝,還荒唐地搬出個想像中幾千年前古人曾立下的所謂“社會契約”來。

現在,你是否想要知道結果?那麼就讓歷史告訴你:荷蘭的起義,英國的光榮革命和你們美國向英國皇室的造反為自由帶來了榮譽。也請你自己來回答這個問題:法國革命除了國家強權給自由帶來的手銬之外還產生過什麼? (注: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很快就導致了拿破崙·波拿巴的極權專制)在我們生活的十九世紀裡,沒有一個國家的歷史比法國更慘了。

難怪注重科學的德國與這種人民權力的幻想一刀兩斷。歷史學家都把1789年譏笑為一個從前的故事,甚至連古董鑑賞家們也在那裡發出嘲笑。不過,歷史學家們所能推薦的也並不比法國革命好到那裡去。

今天,人民主權已經被國家主權所取代,這一概念是德國泛神主義哲學的產物。他們的種種概念都是從現實出發,其中之一就是:人與人之間關係上最高、最豐富、最完美的理想是國家。於是國家就成了一個神秘的概念、一個神秘的存在。隨著這種國家概念的發展,漸漸形成了所謂國家意識,國家意志,直到盲目地達到國家目標這個最高概念。人民的概念已經不再象羅梭所認為的那樣是個體的總和。人民不是一種聚集,而是有機的一體。這個有機體必然有其有機器官。這些有機器官漸漸在歷史上發展成熟起來。國家意志就由這些器官來運作,所有一切都必須服從此國家意志,國家意志的主權可以以共和製的形式表現出來,也可以體現在君主制上;可以是亞細亞的皇帝也可以是西班牙的暴君,或者象拿破崙那樣的獨裁者。這一切不過是形式不同罷了,它們都包含了一個國家的概念,都是在無休止的發展之中。無論它的形式如何變化,萬變不離其中:國家具有最高的權威,每一個成員都要服從國家這個被奉為聖明化的權力頂峰。

於是那被壓迫的人可以抬頭仰望的、上帝的超然權威消失了。什麼是正的、對的只有到法律裡去找,法律之所以正確不是因為法律符合永恆者的真理、原則,而僅僅因為它是法律。法律隨時可以改變,但卻被視為總是正的、對的。這種致命的理論所產生的結果,就是使人的錯、對良心成了瞎子,錯、對的標準只以我們的頭腦來衡量,人失去了對正直的熱情。只要是存在的,就是好的,因為它存在。不再是創造我們、知道我們的上帝的意志,而是不停地改變著的國家的意志成為絕對的,至高無上的,成為了上帝。我們的生活,我們的存在都要由此國家的意志來決定。當你進一步思考到這個神秘的國家不過是以人來表現、來執行它的意志的時候,你就無疑會得出這個結論:這種國家主權,哪怕是一種民主形式的主權,也絕不會超出人向人屈膝折腰,人永遠不可能上升到一種來自良心上的順服。

站在那些主張無神論、人民主權的百科全書作者們和那些推崇泛神論國家主權的德國哲學家們的對立面上,加爾文主義者堅持上帝的全權高於人間的一切主權。加爾文主義者將每一個民族、每一個個人都擺在我們天上的父面前,從而獲得最美的志向、最高的抱負。他清楚地認識到罪的事實。這個事實在1789年曾被人們在混亂中扔掉,今天則被人視為是一種悲觀的多餘,但加爾文主義者把它看作是我們人的本性。加爾文主義指出我們有機社會裡的相互聯繫與政府權威帶來的機械關係之間的區別,它使我們更容易地來順服權威,因為在所有權威中,它使我們尊重上帝的權威。它使我們從出於對強者恐懼之心而來的順從提升到為了良心緣故的順服。它教導我們將眼光從人間的法律上升到上帝永恆的正義與真理,它在我們裡面造就了不屈不饒的勇氣,它以最高正義的名義與法律中的不義作不懈的抗爭。無論國家用多大的權力來壓制個人自由的發展,我們靈魂的眼睛永遠注目在高於國家權威的萬王之王那閃耀光芒的無限權威上。受壓迫者永遠可以向他那公義標准上訴,人民的禱告永遠可以上達到他的寶座之前,來求他祝福我們的國家,求他在此國家內祝福我們和我們的家業!

分類:文化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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