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社會

基督徒的社會批判:從歐洲到紐約市的觀點 / 陳佐人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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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佐人寫於2016年3月中國行

基督潔淨聖殿是基督生平的重要事件,所以記載於四本福音書 (太21, 可11, 路19, 約2) 。約翰將此事置於早期,有別於三本福音書發生在受苦週的時間。不論此事在基督生平中是一次或多次,基督潔淨聖殿是具有豐富象徵的事件。我們從中看見基督的權柄,而信徒多以聖殿為教會,將此事聯想為教會的潔淨與復興。但我們較少注意基督所用的兩個典故。萬國禱告的殿原出於以賽亞書56章7節。賊窩則是來自耶利米書7章11節。而我們若細讀耶利米書7章,會驚覺其先知式的社政信息:

『耶和華有話臨到耶利米,說:“你要站在耶和華的殿門口,在那裡宣告這話,說:’所有進這些門來敬拜耶和華的猶大人哪!你們都要聽耶和華的話。 ‘”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神這樣說:“你們要改正自己的所作所為,我就讓你們在這地方居住。你們不要倚靠虛謊的話,說:’這是耶和華的殿,是耶和華的殿,是耶和華的殿。’如果你們實在改正自己的所作所為,人與人之間認真施行公正;如果你們不欺壓寄居的,不欺壓孤兒寡婦,不在這地方流無辜人的血,也不跟從別的神,自招禍患;我就讓你們在賜給你們列祖直到永遠的這地方居住。“可是,你們竟然倚靠虛謊無益的話。你們怎可偷盜、兇殺、姦淫、起假誓、向巴力燒香,跟從你們素不認識的別神,然後來到這稱為我名下的殿,站在我面前,說:’我們安全啦! ’你們這樣就可以行這一切可憎的事嗎?這稱為我名下的殿,難道在你們眼中看為賊窩嗎?但我都看見了。 ”這是耶和華的宣告。』(耶利米書7:1-11,新譯本)

全段耶利米書是快板的協奏曲,而結尾則用最強音的賊窩作結束。由是觀之,基督潔淨聖殿不只是關聯於教會,更是指向整個社會的轉化與更新。基督徒常不自覺地要分割舊約十誡的兩個法版,視個人靈命與生活見證,教會與社會為分離的領域。但基督卻不斷重申要愛人如己(引利末記19:18)。

[1] 基督教信仰的三大原理:如同基督潔淨聖殿,基督徒亦要使社會得潔淨與更新。在此有三大原則。首先是以神為中心的觀點。因著本於聖經的信仰,基督徒在關心社會與在政治事務上履行公民責任時,能夠持守一種超越政治與政黨的觀點,此種超越的原則是來自對神的信靠與信仰。我們相信上帝是審判全地與世界的主(詩篇96, 羅馬書3:6)。第二,基督徒對世界與自己的人生有一種全面的觀點,因著我們相信永恆,我們有一種獨特的歷史觀,就是視世界是始於神的創造,經過歷了人的墮落,因而需要基督的救贖。此種創造,墮落與救贖三部曲具有深遂的意義,使我們可以想像一種歷史的進程。第三,基督徒學效基督的道成肉身,投身今世的繁雜混亂,知其不可而為之。西方基督教的最佳例子是英國的威伯福斯與林肯,他們二人藉不同的方式,鍥而不捨地爭取黑人奴隸的解放。因著基督教的超越,永恆與自由的三重原理,使我們可以成為世上的光,地上的鹽。使我們行事為人像光明的子女,可以照亮黑暗中的罪惡與私慾。

[2] 從歐洲到紐約的文化批判:二次大戰產生了猶太裔科學家與學者的逃亡潮,最具代表性的是愛因斯坦抵達美國東岸的普林斯頓,另外是弗洛依德棲身於倫敦。猶太女哲學家阿倫特 (Hannah Arendt, 1906-1975, 台灣譯為鄂蘭) 於1941年來到紐約市。阿倫特活躍於哥倫比亞大學與耶魯大學,她深愛紐約市,常自詡為紐約客。故她選擇於去世後埋葬於紐約市以北哈德遜河畔安嫩代爾的巴德學院。
阿倫特代表的歐洲知識份子有四個共通信念:因二戰納粹暴行而對西方文化悲觀、因蘇聯的專製而對馬克思主義失望、因其歐洲背景而不屑於美國普及文化以及因其世俗主義學理而不投向基督教。他們的文筆辛辣,學理繁瑣,善於解析,自稱為批判理論。但正因為其在文化政治上的猛烈的左右批判,使今天讀來竟然仍有適切之感。

阿倫特的思想好友阿多諾(Theodor Adorno, 1903-1969) 亦是猶太人,在當時寫道:『就進步思想的最一般意義而言,啟蒙的根本目標就是要使人們擺脫恐懼,樹立自主。但是,被徹底啟蒙的世界卻籠罩在一片因勝利而招致的災難之中。 』而這災難就是二戰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什麼是啟蒙?這是指十八世紀來自法國與德國的思想運動,代表人物有德國的康德,法國的伏爾泰與盧梭。他們的哲學推崇理性,由此而孕育了像牛頓般的科學革命。啟蒙思想家相信:『人類的理智戰勝迷信,去支配已經失去魔力的自然。知識就是力量,它在認識的道路上暢通無阻』。但這種對理性主義的樂觀理想都隨著世界大戰而幻滅,而且兩次大戰的主戰場都是在發源啟蒙的歐洲,這是教人難以理解的事實。

啟蒙運動是破舊立新,它應許人可以脫離古代進入現代,不再囿於神話世界,而活於科學世界之中。但啟蒙的歐洲卻產生了法西斯主義。使人不禁想到文明的結局是否回到野蠻之中? 『神話就是啟蒙,而啟蒙卻倒退成了神話』。甚至現代科學也給人一種無所不能的印象,近乎神話式的威名。批判哲學家甚至預告將來會出現機器的時代:『儘管機器供養了人們,但它使人們變得軟弱無力』。我們可以聯想及今天自動化工業所產生的失業現象。結果人越追求理性便越迷失在理性中,社會越工業化、資訊化與自動化,便產生更多意想不到的經濟惡果。 『啟蒙在為現實社會服務的過程中,逐步轉變成為對大眾的徹頭徹尾的欺騙。 』

批判哲學家視人類歷史是理性與非理性的交戰,過程為三部曲:首先是啟蒙時期的理性主義,其次是二戰後當代西方工業化的變質社會,一方面有共產主義國家的專政,另一方面有英美資本主義國家將人視為工具,就是人無法在金融科技的資訊經濟中找到自身的價值。這是非理性主義。最後登場的是野蠻主義,就是理性主義與非理性主義的結合,『信仰的非理性到了徹底啟蒙者的手中變成了合理之舉,從而把社會引向野蠻狀態。 』。另一位與阿倫特同期的文學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也說:『沒有一座文明的豐碑不同時也是一份野蠻暴力的實錄』。

阿多諾與阿倫特都是因納粹而逃亡,他先往倫敦,然後到了美國的紐約市(1937), 其後在1941年移居南加加州的一個德國流亡學者的社區,住在迪士尼片廠的地帶。阿多諾是哲學家也是專業交響樂作曲家,因此他在美國東岸時已關注電台廣播對古典音樂品味的影響,到了加州他目睹迪士尼製作的動畫《幻想曲》(Fantasia, 1940), 內中的音樂包括了巴赫、柴可夫斯基及貝多芬。他特別反感於當時同樣逃亡美國的斯特拉文斯基 (Igor Stravinsky)竟然同意讓迪士尼使用他的《春之祭》在卡通片中,於是寫了『文化工業:作為大眾欺騙的啟蒙』。他與同代人都憂心忡忡地指出美國好萊塢文化工業的危害,『文化給一切事物都貼上了同樣的標籤。電影,廣播和雜誌製造了一個系統』,而這龐大的系統就是『大眾文化』(mass culture)。對於這批被納粹追殺的猶太思想家來說,無所不包的文化工業與德國法西斯主義真是一線之隔,二者都是『作為大眾欺騙的啟蒙』。今天許多基督徒父母面對著全球化的電影與普及音樂的浪濤,不斷衝擊著我們兒女的價值觀,相信大家會對以上的哲學批判有所共鳴。

[3] 結論
至今仍被許多美國福音派信徒懷念的薛華博士 (Francis Schaeffer, 1912-1984) 可能是少數在七,八十年代便回應批判理論哲學家的基督徒神學家。在《前車可鑑》(1976)中,薛華博士勇敢地駁斥他們的思想,他認為這些學者對六十年代的學生運動,產生不良的影響,這是他不願看見的社會現象。薛華一生從事學生工作,他深愛年青人,珍惜他們的青春與思想,不想他們誤入歧途。這是教人敬佩的導師風範。

但從今天美國與全球的政治經濟大局來看,批判理論家在半世紀前的著作仍有參考的意義。今年是美國大選年,對於北美的華人基督徒來說,我們越來越感到在兩難之間的處境。美國作為世界上資本主義的代表國家,越來越舉步維艱,我們經常看見傳統的資本主義的醜陋與無助。貧者越貧,富者越富。 ,似乎是無法解決的死局。正如阿多諾說:『而老闆們則只是在想到瀕臨破產的時候才會嚇得渾身冷汗』。但另一方面,美國保守的福音派信徒亦無法接納社會主義的生活形態,拒絕其價值與理念。像阿倫特般的戰後社會思想家,他們同時批判蘇俄的共產主義與美英的資本主義,發揮了知識份子獨立思想的力量。加上他們為猶太人,帶有舊約聖經的背景,因此常反照一種古希伯來先知的精神,這是值得我們參考的。紐約的凱樂牧師(Tim Keller) 在2010年出版了《慷慨的正義》(Generous Justice),此書可以說是本於聖經的立場及先知的精神,針對美國資本主義的社會問題而作出的硬心腸的反思,他的書特別具有紐約市的處境,值得大家來細讀。但願北美華人信徒感到任重道遠的使命,在所居之地作光作鹽,作主見証。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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