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社會

捍衛基督教積極主義 vs Michael Horton和Meredith Kline / John M. Frame (翻譯: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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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衛基督教積極主義vs Michael Horton和Meredith Kline1

基督教積極主義,我簡單將之定義為基督徒想改善社會的任何行動,自古至今多個世紀以來都有其高低潮。倘若你讀D. James Kennedy和Jerry Newcombe的著作《假如耶穌從沒誕生》(What If Jesus Had Never Been Born)2之類的書籍,應當會為基督教福音(尤其是加爾文主義)對西方文化影響之巨而感到驚訝。我並非想把墮落文化的邪惡程度縮到最小,而是想在此道出當中也有善的存在。Kennedy和Newcombe強調基督徒本著明顯的基督教信念,在各方面大大影響了西方文化,包括幫助窮人、廢除奴隸制、教人讀書識字、普及教育、政治自由、經濟自由、科學、醫學、家庭、藝術和過聖潔的生命等。倘若沒有耶穌、沒有祂的福音、沒有祂信徒的影響,這些文化領域全都會變得迥然不同、一落千丈。

可是,偶爾也有令人沮喪的時候。基督徒所作的努力沒有帶來完美,世上仍然罪惡滿盈,亦有很多人會滅掉基督徒的聲音,所以基督徒常因徒勞無功而洩氣。大約在1925年至1945年,美國的基要派基督徒從各種社會行動大肆抽身而退。在1990年代,道德多數派運動(the Moral Majority movement)解散,基督教領袖如Jerry Falwell和專欄作家Cal Thomas貶低基督教社會積極主義,認為這主義偏離了基督徒的基本責任—傳揚福音。

心理學把這次鳴金收兵理所當然地解釋為疲憊和沮喪,但有些作者卻從神學角度加以分析,其中一說立論於「前千禧年主義」(premillennialism):基督隨時回來,所以我們沒有時間只為拯救少數靈魂免於滅亡而嘗試糾正社會。這個世界遲早也會毀滅,古語有云,在沉船上擦亮黃銅就是浪費時間。

我並非前千禧年主義者,即使我是的話,也不能以此論點支持說法。我們並不知道基督何時來,在這段期間,聖經教導我們不但要傳福音拯救世人免墮陰間,還要關心窮人、孤兒和寡婦。聖經吩咐我們「當向眾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當這樣。」(加拉太書6:10)聖經不但要我們領眾人歸主受洗,還叫我們「凡[主]所吩咐[我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馬太福音28:20)當中包括在人與人之間尋求憐憫和公義。

上帝的靈透過福音進入人心之時,那些人就成為新造的人(哥林多後書5:17)。他們以信心面對生命的各個範疇,包括工作、政治、經濟、教育和藝術,而在這些領域上,他們要榮耀上帝。他們聽從保羅在哥林多前書10:31的教訓:「你們或吃或喝,無論做甚麼,都要為榮耀神而行。」他們的順服縱使並不完美,但他們的順服發了芽,結果為社會帶來了上述的轉變。

事實上,新約聖經並沒有強調以改善整體社會為目標,當中的社會教導大都關乎基督肢體之間的愛的關係,但耶穌教導門徒要服侍眾人,不論他們屬哪一信仰或種族(路加福音10:25-37),我們知道保羅敦促信徒對信徒一家「更」要行善,但不止於此。早期的基督徒對羅馬帝國的政治及文化並沒有甚麼影響力,但他們盡力而為,例如他們會拯救那些被棄待死的嬰孩,並帶回家養育成人。

羅馬人至少感到威脅,對他們來說,“Kyrios Jesous”(耶穌是主)就好像他們的基本效忠誓詞“Kyrios Caesar”(凱撒是主)一樣。耶穌第一次來並非要作地上的王,祂根本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啟示錄17:14、19:16),獲賜一切權柄(馬太福音28:18),祂是大衛的全能之子,祂的國度「從這海直到那海,從大河直到地極」(詩篇72:8)。羅馬人迫害基督徒因為他們相信基督的王權威脅凱撒。基督徒抗議道出基督並非地上的王,他們是羅馬的好公民。即使他們所言出自真心,但久而久之基督教以福音而非刀劍壓倒羅馬帝國。聖經說,假以時日,世上的國終會成為主基督的國(啟示錄11:15),因此,福音確實是政治運動,這並非說基督徒要以刀劍求取政治權力,但他們絕對不要以為其信仰與政治無關。

久而久之,基督徒在社會和機構的影響力愈來愈直接。Kennedy-Newcombe的著作和其他著作都記載了這些影響。民主亦是基督教思想和影響的產物(可參考Samuel Rutherford的《法律為王》(Lex, Rex)),而在民主之下,公民有權力(無論他們是否想擁有)去改變國家的領導方向和政策。上述論點就是說,基督徒若不參與這個過程就笨了。此外,不必說也知道,基督徒應當投票,不是按照屬世無神的意識形態,而是按照上帝話語的標準。到時候,社會上就會有更多轉變發生。

我曾經就基本的基要派論點討論,他們的理論會令我們摒棄社會責任,純粹傳揚簡單的福音。此外,另有一反對基督徒參與社會行動的論點在我們的世代愈來愈受落,此論點可追溯一些歷史根源,是基於馬丁路德區分「兩個國度」3的理論發展出來,今天主要由自稱為路德派和一些加爾文派的信徒引用,雖然他們大部分在神學上正統,但都不想被稱為基要派。

Michael Horton在Christianity Today刊登的文章《國度如何降臨》(How the Kingdom Comes)4就是持這論點的典型普遍論述。他強調上帝的國度來自上帝的權柄,而非我們的權柄,並指出耶穌在新約裡並沒有命令信徒以刀劍消滅非信徒,因此「新約既沒有呼召信徒退縮至個人世界,也沒有叫人『奪回』文化及政治活動的國度」。教會在世上作為上帝話語和神聖的共同體,並沒有意欲影響整體社會。他說:「並沒有所謂的『基督教政治』或『基督教藝術』或『基督教文學』,正如沒有『基督教通渠』一樣。」他繼而敦促教會不要嘗試效法世界,或把世界變成教會。

這個觀點蘊含不少真理,今天上帝確實沒有呼召我們要如約書亞消滅迦南的外邦居民般以刀劍消滅非信徒,但信徒確實可摒棄對非信徒使用刀劍,同時無須一竹篙摒棄基督教積極主義。請緊記,基督教積極主義只不過是基督徒嘗試改善整體社會而已,尤其在現今的民主西方國家,可以使用許多合法途徑達到目的而無須訴之於暴力。

因此,Horton混淆了我們應否使用暴力的議題,以及我們應否嘗試影響社會發展這個更大的議題。我認為他同時混淆了其他議題:

  1. 他提出教會和公民社會的分別,但我們肯定可以識別兩者,而無須否定前者為了影響後者而作的努力。據我所知,在這議題的討論中沒有人認為國家應執行聖禮或如上述般要教會率領基督徒穿上武裝打仗,所以這些問題的論據都不成立。
  1. Horton問,上帝的國是由人或由神的主權作工而創造出來的文化?答案肯定是後者。如以上所言,在我所認識的福音派信徒中並沒有人持相反意見。當中的分別是否等於我們應持被動立場,等待上帝去對付社會惡行,而不是以我們的既有資源去嘗試緩解情況?聖經從來沒有下這樣的定論,上帝的主權從沒有這樣排除人的責任。Horton的文章甚至主張我們不應付出更多努力向年輕人傳福音。(他引用了無說服力的例子,但他顯然想排除所有努力,而不單是那些無說服力的例子。)他說:「上帝的話語在傳揚的時候會自動令人注意……會自然而然令人理解。」意思是,因為上帝的話語既有主權、力量且清晰,我們就不必下工夫使之令人容易明白。這樣,如上述般,又把上帝的主權與人的責任視為不可相容。假如這是真的話,我們就不會在傳福音時下工夫改善溝通,而只會等待上帝去溝通,這樣既不符合聖經又愚昧。即使以英語而非希臘文傳福音就已經是為清楚傳達上帝的話語而作出人為的努力。誠然當中也存在危機,但使徒行傳展示了保羅對猶太人和希臘人的說話方式各有不同,他考慮到當中的語言和文化差異(參考哥林多前書9:19-23)。很明顯,我們向五歲小孩傳福音時,與向校園的有識之士傳福音時不會用同一方法。說「上帝的話語會自然而然令人理解」在某程度上是真的,但倘若這表示我們在傳達信息時不需要顧及聽眾,這論點一定會招致失敗。把這論點應用到我們的中心討論,就是要明白雖然上帝的國來自祂的主權作工,但這並沒有否定把上帝話語帶進社會所付出的人為努力。
  1. 基督徒應否追求「把他們的辦公室、鄰里或國家變成基督的國」?如以上所言,上帝按祂的時間興起祂的國;再說,這個事實並沒有排除改善社會的人為努力。假若Horton對「把辦公室……變成基督的國」解釋為把辦公室變成教會,我們當然不應該這樣做,然而這又與我們應否在辦公室、鄰里和國家追求聖經標準的問題無關。我們不可能把辦公室變成教會,但當我們承擔基督徒的責任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他們都順服基督(哥林多後書10:5),就肯定可以令辦公室變得更好。
  1. 我們應否支持自稱為基督教的每個政治或藝術運動?當然不,但並非否定當中有些運動或者值得基督徒支持的可能性。
  1. 教會應否「把基督徒的良知捆綁於超乎聖經的教導」?不。Horton顯然認為一旦教會鼓吹基督徒參與政治等等,就會發生以上情況,但事實不一定如此。從最佳的角度而言,基督徒政治行為只不過把聖經原則應用在政治層面上:有聖潔的真理和生命、完整的家庭,以及保護財產等等。基督徒不應在教會持守這些原則但在公共生活就否定之。當然,若要精準地指出哪些政策可應用聖經,則有待在正統的辯論範圍探討,然而這些辯論都不能否定把聖經應用於社會的努力。原則上,把聖經應用於社會議題上比應用於教會教義和政府議題上更加困難。
  1. 那麼,教會欲成為改變文化的中介時,應否仿傚文化?(a)在某些情況而言,絕不應該。例如,就性觀念而言,教會應按照聖經裡與世俗甚為相反的標準加以教導和作榜樣。(b)在某些情況而言,則一定要。倘若我們要行出受委託的大使命,就必要像保羅一樣,與周圍的人同聲氣,「向甚麼樣的人,我就作甚麼樣的人。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哥林多前書9:22) 。基於(a)和(b)的分別,我們不應以教會會變成「世界一樣」為理由而阻撓基督教積極主義。
  1. 信徒應否「與非信徒共經歷痛苦和喜樂、貧窮和富足、颶風和假期」,直到耶穌回來?當然應該,但這並不等於基督徒不可以運用上帝啟示的智慧來改善共同經歷的文化。

Horton因此嘗試阻撓基督教文化積極主義,方法是將之與不同惡行連繫起來,例如(1)釐清政教之別,(2)否定上帝的主權,(3)把文化與上帝的國混為一談,(4)劣質「基督教」藝術等等,(5)把基督教良知捆綁於聖經準則之上,(6)基督徒採納文化的罪行,(7)無法承認共有文化。然而,正確的基督教積極主義並沒有包含上述任何惡行,這些惡行只是煙幕,與Horton的立論毫不相干。

那麼,有沒有一樣東西叫基督教政治或藝術呢?(a)這個問題的答案顯然與上述的1-7答案並不相符,但Horton卻認為相符。(b)就最顯而易見的定義而言,「基督教政治」只意謂基督徒以聖經原則作出政治決定。因此,基督教政治確實存在。藝術和其他文化活動也同出一轍。(c)倘若Horton意欲否定我們在公共議題上應用聖經原則,那麼他的立場實在非常激進,亦不符合他之前的論證,在相關文章中也沒有論據。在我來看,這樣的立論與哥林多前書10:31「你們或吃或喝,無論做甚麼,都要為榮耀神而行」直接相反。

然而,還有一個我們應當思想的論點,我認為這論點在Horton的思想中佔重要席位,但他在文章中只輕輕帶過:

耶穌基督是否在屬世的權力和皇權之上的主?至少在歸正神學裡,答案是肯定的,雖然祂在世界和教會作主的方式有別。上帝現在藉著護理和普遍恩典治理世界;透過聖言、聖禮和聖約的培育治理教會。

讀者可能會問,上述分別與基督教社會積極主義有何關係。沒有人可質疑上帝透過護理及普遍恩典治理世界這個事實,但那又與基督徒應否嘗試改變社會有何關係?答案是,「護理及普遍恩典」是Horton在文章中引申出來的複雜神學立場的法規術語,但他沒有直接把意思表達出來。

有關立場就是我曾經提及的馬丁路德的「兩個國度」教義。Horton在其他文章裡把這個教義與Meredith G. Kline的「普遍恩典」國度5相提並論。「普遍恩典」國度或上帝的「左手」國度(路德)是一個由自然啟示(非由上帝的整全聖言)治理國家的國度,那裡是宗教中立。我在別的渠道曾大肆批評這個立場(見註腳2)。若說人類活動的任何範疇都不受上帝整全啟示的治理或任何人類計劃都沒有上帝在其中,我認為這種說法並無聖經根據。

肯定的是,上帝賜下普遍恩典給一切受造物,而他們均察覺到祂的自然啟示,但保羅在羅馬書1教導指,沒有重生的人壓制自然啟示,寧願活在罪中。解決方法只有靠特殊恩典,也就是福音,所以加爾文教導指,缺乏聖經「眼鏡」的話,沒有人懂得欣賞自然啟示。因此,單靠自然啟示的話,人類活動無一能按上帝的原意發揮作用,我們無論做甚麼,都要為榮耀神而行(哥林多前書10:31),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他們都順服基督(哥林多後書10:5)。每個人類制度都必要承認上帝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因為祂本是如此。

Kline認為以色列的神權政治就是「神聖」國家,而其他政府全都是不神聖、屬世或褻瀆上帝的,所以是「普遍恩典國度」的一部分,不屬於特殊恩典。肯定的是,以色列身為上帝的神聖選民,與上帝有特殊關係,但聖經從沒指出異教政府就不受上帝的特殊啓示所規範。事實上,以色列的先知以上帝的特殊啟示抵抗巴比倫、亞述、摩押、古實、埃及、泰爾、西頓,以及以色列。

否定「兩個國度」的觀點並把上帝國度與墮落文化視為對等,或犯上如上述#1至#7所論及的錯誤。

有關兩個國度的教義可再深入討論,但在此必要留意,Horton沒有為其非常激進的結論提出具說服力的論據。他寫得引人入勝,可是他的論證卻非常混亂,欠缺說服力。

此外,我覺得有趣的是,縱使他們激烈抨擊基督教積極主義,Horton(及持「兩個國度」觀點的其他人,如Gene Veith)卻毫不猶豫地以各種聖經觀點筆伐文化。這些文章是否只為了教會的益處,而不存任何盼望會影響非信徒的文化?我心存疑問。然而,Horton和Veith卻像我們一樣參與基督教積極主義,即使與他們的原則相違悖6

除了前千禧-基要派的論點和Horton-Kline普遍恩典的論點之外,我沒有發現其他抨擊基督教積極主義的重要論點。7因此,我敦促基督徒藉著上帝話語的準則,在文化、政治,以至純粹的神學上發揮影響力。

我跟Abraham Kuyper一樣採納這個觀點,他是偉大的荷蘭政治家、神學家、記者。Kuyper的名句是「在全宇宙裡沒有一平方英吋的土地是基督不稱作『這是我的』」。他的著作《論加爾文主義的課堂》(Lectures on Calvinism),闡述了他對加爾文主義如何影響藝術、政治、經濟等方面的看法。

我亦與Cornelius Van Til所見略同。他在費城的西敏斯特神學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教授護教學多年,是不折不扣的Kuyper派,認為聖經「論及一切」,並鼓勵學生和讀者在生活上各範疇都應用聖經,所以他非常熱衷的支持基督教學校,又終日引用哥林多前書10:31和哥林多後書10:5的經文以作提醒。他強調,人類行為每個範疇的真實問題都是與宗教相關。毫無疑問,他會指出Luther、Kline和Horton的「普遍恩典國度」是「宗教中立」的領域,在那個領域裡,人類的理智要在沒有聖經的幫助下,嘗試分析自然啟示的數據,而Van Til則與Kuyper一樣,相信那樣的領域是不存在的。

就Kuyper派的觀點而言,社會上的所有問題在本質上都與宗教相關,均是源自人拜假神;罪人不是拜異教思想體系的神,就是把自己的自主思想居首位。這些假神宗教導致了戰爭、暴行、鄙視窮人、墮胎、姦淫、離婚和同性戀。只要Kline-Horton觀點掩蓋了我們文化及政治問題的宗教性質,也就令基督徒無法明白自身的責任。

在整個社會和教會,基督徒應當堅決承認耶穌基督在各方面的主權,祂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這樣說並非要以耶穌的名義鼓吹革命,祂禁止我們如此行。然而,按照祂的話語、聖靈、祂的愛,並以智慧運用我們可觸及的方法,我們不但要在教會裡,也要在整個世界上榮耀祂。

1) 這篇文章的濃縮版原刊登於《基督教文化》(Christian Culture)(2006年4月),頁1-4,獲准在此刊登。

2) Nashville:Thomas Nelson,1994年。

3) 我已在即將出版的著作《基督徒生活教義》(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裡經常論及當中的分別、其歷史背景及後果。可特別參考第12、14、17、29、32、45-46章。

4) 50.1 (2006年1月),頁42。我在此使用了載於以下網址的版本:http://www.christianitytoday.com/global/printer.html?/ct/2006/001/2.43.html

5) Kline,《國度序言》(Kingdom Prologue)(自資出版,1991年)

6) Kline也寫了一篇釋經文章反對墮胎。可參考他的文章《報復之法與人類胎兒》(Lex Talionis and the Human Fetus),福音派神學協會期刊20.3(1977年9月),頁193-201。

7) 重洗派的論點也認為國家是邪惡的,但有重洗派背景的基督徒卻是現今最多參與基督教積極主義的群體之一。

原文:

http://www.frame-poythress.org/in-defense-of-christian-activism-vs-michael-horton-and-meredith-kline/

 

分類:文化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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